从成都出发，研学旅行让我明白，真正的远方不在国外，而在心里

说实话，当初决定报名那个“新加坡科技创新研学营”的时候，我心里揣着的，跟很多成都*和孩子差不多——锦里的灯笼看腻了，宽窄巷子的人潮挤烦了，春熙路的繁华也就那么回事，得出去，去更“*”的地方，看看别人的高楼大厦是怎么盖的，别人的学生是怎么搞研究的，仿佛跨出了*，知识就会自动镀上一层金边,履历上就能多一行闪光的字。

我们从双流机场起飞，穿过云层，机舱里，孩子们一开始还兴奋地叽叽喳喳，指着窗外的云海，领队老师反复强调着注意事项，听起来像一份严谨的实验室守则，我邻座一个叫小宇的男孩，戴着厚厚的眼镜，一路都在默记英文自我介绍，嘴里念念有词，他妈妈送机时拉着我的手说：“老师，拜托了，让他多去南洋理工大学看看，感受一下*学府的氛围。” 语气里的期盼,沉甸甸的。

头几天的行程，确实符合所有人对“高端研学”的想象，我们参观了那些明信片上的地标，干净、高效、充满未来感，在科学馆里，孩子们动手操作着国内少见的精密设备；在大学实验室，听着教授用流利的英语讲解前沿课题，大家忙着拍照、记笔记，完成老师布置的“探究任务单”，一切井然有序，收获似乎看得见摸得着，但我总觉得，隔着一层什么，就像在博物馆看一块珍贵的琥珀，知道它价值连城,却感觉不到亿万年前那滴树脂的温度。

转折发生在一个看似平常的下午，行程表上写着“社区文化探索”，地点是一个普通的政府组屋区，没有摩天楼，只有略显陈旧的楼房和楼下悠闲聊天的老人，带队的是当地一位志愿者阿姨，姓林，她没带我们去什么了不起的地方，反而领着我们逛了菜市场、熟食中心（他们叫“巴刹”和“食阁”），空气里混杂着海鲜的腥气、香料的辛香和热带水果的甜腻。

林阿姨用带着闽南腔调的华语，教孩子们辨认稀奇古怪的东南亚蔬菜，讲她小时候怎么用五分钱买冰棍，讲不同种族邻居怎么共用一台洗衣机，在一个卖水粿（Chwee Kueh）的小摊前，摊主老伯看我们一群学生好奇，干脆停下手中的活，演示起米浆怎么蒸成软糯的糕，又怎么配上咸香的菜脯，小宇试着帮忙刮米浆，笨手笨脚地弄得到处都是，老伯哈哈笑着，用生硬的普通话安慰他：“没关系，慢慢来，吃的东西，开心更重要。”

那一刻，我忽然发现小宇厚厚的眼镜后面，眼睛亮了起来，不是那种看到高科技设备的兴奋，而是一种柔软的好奇，他后来悄悄跟我说：“老师，那个老伯说的‘开心更重要’，跟我外婆在文殊院旁做甜水面时说的一模一样。”

接下来的几天，某种微妙的变化在发生，参观植物园时，孩子们不再只盯着稀有品种的标签，而是会蹲下来，看蚂蚁怎么搬运掉落的花瓣，争论新加坡的蚂蚁和成都槐树下的蚂蚁有什么不同，在“智慧国”展览厅，一个女孩看着实时交通监控系统，突然说：“这好像我们成都的‘交通大脑’，不过我们还得管更多火锅店门口的停车位吧？”大家都笑了，原来，比较和思考，不一定非要“仰视”，也可以这样平视,甚至带着一点家乡味的调侃。

研学结束前的分享会上，没有预想中那些关于“国际视野”、“先进理念”的空泛套话，小宇展示了他用手机拍摄的一组对比照片：一边是新加坡组屋楼下晾晒的、色彩斑斓的“万国旗”衣衫，另一边是成都老小区阳台外伸出的竹竿，同样挂满了衣服被子。“林阿姨说，以前他们用竹竿，现在用不锈钢管，但阳光是一样的。”他说，“我觉得，不管在哪里，人们把衣服晒在太阳下的心情，可能都差不多，就是想日子干净、清爽、有阳光的味道。”

他这话说得有点稚气,却让我心头一震。

回程的飞机上，我望着窗外漆黑的夜空，偶尔有地面的灯火如星子般划过，我想，这一趟，我们横跨了数千公里，看到了不同的建筑、不同的课堂、不同的生活方式，但更珍贵的收获，或许不是那些“不同”，而是在“不同”之中，意外地触碰到的那些“相同”——对生活的热望，对温暖的眷恋,人与人之间朴素的好奇与善意。

我们翻山越海，常常是为了寻找一个答案，一个证明，证明远方有更美的风景、更优的答案，但有时，走得太远、看得太用力，反而忘了出发时心里本就有的东西，真正的“研学”，或许不在于记住了多少知识，而在于那些陌生的风景，像一块奇特的棱镜，意外地折射出了我们自身文化的底色，照见了自己来时的路,和心里从未真正离开的故乡。

飞机开始下降，广播里传来“即将抵达成都双流国际机场”的提示，中文播报熟悉而亲切，机舱里响起一阵轻松的骚动，孩子们开始收拾行李，讨论着回去要先吃火锅还是串串，我知道，他们带回来的，不只是行李里几件纪念品和一本盖满章的研学手册，有些看不见的东西,已经悄悄落在了心里。

走出舱门，潮湿而熟悉的空气扑面而来，那是成都冬天特有的、裹着淡淡雾霾和植物清冷的味道，我深吸一口气，忽然觉得，这一趟奔赴远方的研学，更终的落点，竟是让我更踏实、更清晰地,踩回了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。

远方很好，但心有了锚点，才能走得更稳，看得更真，这大概就是这次旅行,教会我的更重要的一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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