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几天翻手机,看到朋友发来一张成都新出的红色旅游海报,我盯着看了足足半分钟,不是因为它设计得多惊艳——说实话,*眼甚至有点“不像”红色旅游海报,没有熟悉的红旗招展,没有标配的五星金光,没有那些我们闭着眼睛都能想象出来的构图,取而代之的,是青灰色砖墙的一角,阳光斜斜地切过,墙上的革命标语只剩下斑驳的痕迹;是宽窄巷子某个院落的门扉半掩,门缝里透出的光,让人忍不住想象当年地下工作者匆匆闪入的身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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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让我想起去年在成都街头的一次偶遇,那是个阴雨的下午,我在努力巷附近闲逛——就是那个听起来就很有故事的名字,*角处,一面墙突然跳进视线:巨幅壁画上,是车耀先烈士创办的“努力餐”楼,但画家没有画楼的全貌,只画了二楼的一扇窗,窗里透出温暖的灯光,窗台上放着一本翻开的书,雨水顺着墙上的沟壑流下,流过壁画里那扇窗,恍惚间好像灯光真的在雨幕中晕开,旁边没有任何“红色旅游景点”的大字标识,只有二维码和一行小字:“扫一扫,听1937年秋天窗内的对话。”
我当时就站在雨里扫了那个码,耳机里传来声音:不是慷慨激昂的演讲,而是两个人压低声音的交谈,讨论的是如何把更新一期《大声》周刊安全送出去,背景音里,甚至有老成都街头的叫卖声、黄包车的铃铛声,三分钟的音频结束,雨也小了,我抬头再看那面墙,忽然觉得那扇窗里真的有过生命,有过呼吸,有过在危险中依然坚定的日常。
这种表达,和我在某些红色景点看到的海报太不一样了,那些海报当然庄重、肃穆,符合我们对“红色”的所有想象:统一的红色基调,金色的标题大字,历史照片或纪念碑式的建筑,配上“不忘初心”“缅怀先烈”的标语,它们准确、规范,像历史教科书里的章节标题,告诉你这里很重要,你应该严肃对待,但有时候,太准确的表达反而把距离拉远了——它成了展柜里的文物,隔着玻璃,标注着年份和意义,而我们只是观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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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这几年悄悄冒出来的这些红色视觉设计,走的似乎是另一条路,它们不急于告诉你结论,而是先给你一个入口,一个细节,一种情绪,比如我见过一张推广“十二桥烈士墓”的海报,主视觉不是纪念碑,而是墓园里一棵老银杏树,深秋时节,金黄的叶子落了一地,一条石板小径蜿蜒其间,海报文案只有一句:“他们倒下那年,这棵树刚种下。”没有说教,没有直接提“牺牲”“伟大”,但那种时间的重量、生命的更迭,瞬间就压在了心上。
又比如关于“川军出征”的设计,没有千军万马的宏大场面,而是一只草鞋的特写,鞋底磨得快穿了,沾着已经发黑的泥土,旁边放着一朵小小的、压扁的野菊花,你能想象,这可能是母亲塞进行囊的,可能是恋人临别赠送的,它跟着主人走过出川的路,也许就没能再回来,这种个人化的、带着体温的视角,让历史从宏大的叙事中挣脱出来,变成了可触摸的、有温度的故事。
这大概和成都的城市性格有关,这座骨子里透着烟火气的城市,连表达崇高和悲壮,都习惯找个更柔软、更贴近生活的位置,红色记忆在这里,不是高高在上的供奉,而是融进了巷子里的砖瓦、茶馆的闲聊、某棵树的年轮里,设计这些视觉的人,似乎深谙此道——他们知道,在今天,吸引人们走进一段历史的,往往不是口号,而是一瞬间的共情,一个未完成的故事,一种“如果我当时在那里”的想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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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种转变背后,其实是红色旅游受众和传播环境的深刻变化,年轻人成为旅游主力,他们生长在和平年代,对那段历史的认知更多来自影视、书籍和网络,而非亲历者的口述,他们对“教育”天然带有审视,却对“故事”充满好奇,他们反感生硬的灌输,却愿意为细腻的情感共鸣和独特的审美体验买单,一张海报,如果只是一份通知,那在信息爆炸的今天,它几乎注定被淹没;但如果它是一把钥匙、一个谜面、一次邀请,效果就完全不同了。
这种“去符号化”“细节化”的表达,也并非没有争议,有人会觉得,这是否消解了历史的严肃性?是否过于追求形式而冲淡了主题?我想,关键在于“度”,革命历史的核心精神与崇高意义,是基石,是不可动摇的底色,但表达的方式,确实需要随着时代的话语体系而更新,就像更好的老师,不是照本宣科,而是懂得如何把深刻的道理,讲进学生的心里去。
离开努力巷那面墙时,雨完全停了,我注意到壁画下方,不知是谁,用粉笔轻轻地画了一个小小的箭头,指向那扇窗,旁边有一行小孩的字迹:“光,是从这里出来的。”这大概就是新式表达想达到的效果吧——它不直接给你太阳,而是指给你看光透出来的缝隙,你自己走过去,自己看见,自己感受。
下次你来成都,除了火锅、熊猫和茶馆,不妨也留意一下街头巷尾这些关于红色的、不一样的“讲述”,它们可能是一张海报,一面墙绘,甚至是一个路牌的设计,它们或许不会让你立刻热血沸腾,但可能会让你在某个瞬间停下脚步,想起一些人,理解一些选择,然后更真切地明白,我们今天走过的寻常巷陌,曾经被怎样的理想照亮过,而这,或许才是红色旅游,更珍贵的那部分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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