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榕江孩子遇见成都，一场跨越山海的变形记

七月的成都,热得像个蒸笼，我蹲在武侯祠门口那棵老榕树下躲太阳，汗水把T恤后背洇湿了一大片，就在这时候，一群孩子叽叽喳喳地涌了过来。

他们皮肤是那种山野里晒出来的健康小麦色,眼睛亮得惊人，说话带着我一时没听明白的口音，带队的老师嗓子有点哑，正努力维持秩序：“莫跑远咯！看倒红绿灯哈！”有个扎着两个羊角辫的小女孩，大概八九岁的样子，小心翼翼地伸出手，摸了摸武侯祠门口石狮子的底座，然后仰起头，张大了嘴巴——她是在看那棵据说有三百年的老榕树，那眼神，不是游客式的打量，倒像是……像是遇见了老家后山上那棵陪她长大的老树爷爷，在异乡认了个亲戚。

我忍不住凑过去搭话,老师告诉我，他们来自贵州榕江，就是那个以侗族大歌和村超闻名的小县城，这是县里第一次组织乡村孩子出来“研学”，来成都看看“外面的世界”。

接下来的几天,我像个临时加入的“编外成员”，有意无意地跟上了他们的队伍，我发现，成都这座以悠闲和美食著称的城市，在这群榕江孩子眼里，完全是另一番光景。

在四川省博物院,面对青铜神树和说唱俑，他们不像城里孩子那样急着拍照打卡，一个叫阿木的男孩，在三星堆的黄金面具展柜前站了足足二十分钟，我问他看什么这么入神，他有点不好意思地挠挠头：“老师讲，这个面具的眼睛是凸出来的，我在想，我们寨子老巫师唱古歌的时候，眼睛也会瞪得很大很大，好像能看到我们看不到的东西。”他顿了顿，声音小了下去，“这个东西（面具），会不会也是哪个老巫师戴的呢？”那一刻，展厅里冰冷的灯光和玻璃，仿佛被一句童真的猜想注入了温度，博物馆不再是知识的陈列场，成了连接他们古老歌谣与遥远文明的一座桥。

真正的“文化碰撞”发生在锦里，红灯笼、糖画、三大炮的响声，还有空气里弥漫的火锅底料味，把孩子们的感官塞得满满当当，他们显然被这人潮吓到了，紧紧拉着彼此的衣角，但很快，美食的诱惑战胜了胆怯，几个男孩围着一个卖“军屯锅盔”的摊子，看师傅把面团擀平、抹油、煎得金黄酥脆，眼睛直勾勾的，我买了一个分给他们，他们像小兽一样凑过来，小心翼翼地咬一口，然后脸上绽开那种最简单纯粹的快乐。“香！脆！有肉！”词汇贫乏，但表情足够生动，我问，跟你们榕江的糯米饭比哪个好吃？他们争起来，有的说糯米饭包酸菜好吃，有的说这个锅盔香，一个一直没说话的小姑娘细声细气地总结：“都好吃，家里的吃了长力气，这个吃了……开心。”你看，孩子的话，有时候比美食评论家还精准。

行程里有一站是成都一所重点小学的交流活动,城里孩子表演了钢琴、英语话剧，轮到榕江的孩子，他们你看我我看你，在那个叫阿木的男孩带领下，站成了一排，清唱起了侗族大歌，没有伴奏，就是清亮亮的童声，多声部，像山涧里的水，层层叠叠地流出来，歌词我听不懂，但那种从田野里、从鼓楼里生长出来的韵律，一下子让铺着木地板的现代化教室安静了，唱完了，城里孩子使劲鼓掌，有个小男生大声问：“你们平时就在山里这样唱歌吗？”阿木挺起胸膛：“嗯！过节唱，高兴唱，干活也唱，我们的歌，跟山里的风一样，不用学的，是听来的。”那一刻，没有自卑，也没有炫耀，就是一种最朴素的“文化自信”，他们带来了自己的山风，也听到了别人的琴声。

最后一天傍晚,在成都规划馆顶楼，能看到这座城市的天际线，孩子们扒着玻璃幕墙，看着脚下车流如织的马路和远处闪烁的霓虹，来时的兴奋劲好像沉淀下去了，队伍有点安静，那个摸石狮子的羊角辫女孩忽然问她老师：“老师，成都这么大，这么好，我们榕江以后也会这样吗？”

老师愣了一下,搂住她的肩膀，没有给出空洞的承诺，只是说：“你看，成都以前也不是这样的，榕江有榕江的好，我们有鼓楼，有风雨桥，有踢不完的‘村超’，我们来这里，不是要变成成都，是要看看别人在怎么生活，然后想想，我们榕江的路，该怎么走才像我们自己。”

回程的大巴启动时,我透过车窗，看到很多孩子还趴在窗口，用力地看着这座即将告别的城市，他们的书包里，塞满了熊猫玩偶、火锅底料，还有在科技馆买的简易机器人模型，但我知道，他们带走的，远不止这些。

这哪只是一次简单的研学旅行啊,这是一群山里孩子，用他们尚且稚嫩的脚步，丈量世界的第一步，他们从榕江的青山绿水中走来，走进成都的繁华与厚重里，像一颗颗小小的种子，被风吹到了更远的土壤，他们会比较，会困惑，会惊叹，也会思考，而最重要的收获，或许不是知道了武侯祠、看过了大熊猫，而是在这场跨越山海的相遇中，他们既看到了世界的广阔，也第一次如此清晰地，照见了自己故乡的轮廓与光芒。

车子拐过街角,再也看不见了，我站在暑气未消的街头，耳边仿佛还能听到那清泉般的侗族大歌，真好，我想，这座城市今天送走了一群小客人，而未来，或许会因此多了一些不一样的、来自大山深处的建设者、歌唱者，或者，只是一个带着乡愁和见识的，普普通通的好大人，路还长，但种子已经发芽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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