成都的秋天总是来得不声不响,那天路过玉林西路,梧桐叶子刚刚开始发黄,风一吹就哗啦啦地往下掉,有几片正好砸在玉林中学门口的保安肩上,他也没拍,就任凭叶子在肩章上待着,低头刷着手机。
我站在马路对面看了很久。
玉林中学的门脸没什么变化,至少和我记忆里的轮廓还重合着,伸缩门还是银灰色的,门卫室还是那间玻璃房子,只是里面的人换了,校门口停着几辆大巴车,车身上贴着横幅,写着“研学活动”之类的字样,一群穿校服的高中生正排着队往车上走,叽叽喳喳的,书包带子拖在地上,水壶在腰侧晃来晃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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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个男生落在更后面,蹲在地上系鞋带,系完了也没急着站起来,就蹲在那儿看蚂蚁,旁边一位年轻老师拍了拍他肩膀,他才慢吞吞地起身,把书包往肩上一甩,小跑两步追上了队伍,那一刻我忽然觉得,那个男生有点像从前的自己。
十五岁那年我也是这样,参加学校组织的研学,目的地是建川博物馆,听起来特别“有意义”,但出发前一夜我兴奋的其实是——终于可以不用上数学课了,那天早上我妈往我书包里塞了三个橘子、一包纸巾、十块钱,叮嘱我“跟紧队伍,别乱跑”,我嘴上说知道了,心里想的是到了地方先买根烤肠。
研学大巴开动的时候,后排男生在唱《海阔天空》,跑调跑到安仁镇都听得见,领队老师让我们每人准备一个问题,说是要在纪念馆里“带着思考去参观”,我准备的问题是:“这里有没有卖饮料的地方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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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果到了建川博物馆,还真有,我花五块钱买了一瓶冰红茶,一边喝一边看那些抗战时期的家书、军装、老照片,初二那年我其实看不太懂那些物件背后的分量,只觉得玻璃柜里那双草鞋特别小,小得不像一个大人能穿进去的,但就是这么小的鞋,有人穿着它走完了二万五千里,我站在那个展柜前愣了很久,手里的冰红茶都捂热了。
中午吃饭的时候,班*问大家有什么感想,同学们七嘴八舌地说“很震撼”“很感动”“要珍惜现在的生活”,轮到我,我憋了半天,说:“那双草鞋的主人后来怎么样了?”班*愣了一下,说:“可能牺牲了,也可能活着回来了,名字没留下来。”那天下午在回程的车上,我一句话也没说,耳机里循环放着一*老歌,车窗外的成都平原一片金黄,稻子刚收完,田埂上有人在烧稻草,烟一缕一缕地飘起来,像某种无声的告别。
很多年以后我才慢慢明白,玉林中学的学生们不管去哪里研学,去建川还是去都江堰,去金沙还是去武侯祠,本质上都是在做同一件事:他们正在成为某个地方的一部分,成都这座城市太大了,大到一个人可以在这里活一辈子却对它毫无感觉,但当你背起书包、跟着队伍、踏上某辆不知开向哪里的巴士时,某种连接就开始生长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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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在玉林中学的学生们也一样,他们或许不知道,校门口那些梧桐树的树龄比他们的父母还大,玉林西路的串串店换过好几轮招牌,小酒馆门口拍照的人换了一拨又一拨,可玉林中学还是老样子,只是外墙重新刷过几遍,操场上的旗杆换成了不锈钢的,一代又一代十五岁的少年从这里走出去研学,又走回来上课,书包里装着半瓶没喝完的水和一张皱巴巴的研学手册。
我那天在校门口站到学生们全都上车走了,才慢慢往回走,路过一个水果摊,老板娘正在削甘蔗,刀片刮过皮的声音脆生生的,我突然想起来,十五岁那年研学回来,我也是在这个位置买过一截甘蔗,边啃边走,汁水顺着手腕往下淌,黏糊糊的,擦都擦不掉。
后来我走了很多地方,看了很多风景,写了无数篇旅行文章,但写得越多越觉得,一个人真正的旅行,往往是从他十五岁那年参加的某次研学开始的,那天他背起书包走出校门,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,可很多年后回头看,原来那就是命运更先*弯的地方。
玉林中学门口,梧桐叶还在落,风里有一股秋天的味道,像冰红茶,像烤肠,像甘蔗,像那些再也回不去的、十五岁的秋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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