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成都出发往东走,大概三个多钟头,城市的灰扑扑就被甩在身后了,窗外的天开始变得清透,像块洗过很多次、有点发白的老蓝布,我们要去的那个村子,藏在川东北的丘陵褶皱里,没有名山大川的喧腾,也不见网红打卡的熙攘,它安静得就像一位坐在老屋门槛上打盹的老人。
可一进村口,墙上那抹斑驳的、用石灰水刷上去的五角星,就把我的目光钉住了,星星的颜色淡了,但风骨还在,旁边是一条红军标语,字迹被时光啃得有些模糊,像孩子用橡皮擦过一样,但那股子倔强的劲儿,还从缺笔少划里往外冒,同行的小吴说,这村子是当年红军驻扎过的地方,我“哦”了一声,心里却琢磨,这年头,光有“红”的底子,真的能把一个村子盘活吗?
答案就藏在村子的每一个细节里,但比我想象的,要慢、要厚、要有人味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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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先去了村里的红色文化陈列馆,没有宏伟的建筑,就是座翻修过的川东民居,青瓦木梁,院子里一株老桂花树,香得有点霸道,展陈的东西不稀奇:几把生锈的大刀、一盏马灯、一张泛黄的红军借粮券,但讲解员老李头,一个头发花白、声音沙哑的本地老汉,讲起来就不一样了,他说这马灯是他大伯的,大伯跟着队伍走了,再没回来,说着,他用手擦了擦玻璃罩,“这灯,现在用的电灯泡,但灯架子是真的,亮一点好,亮一点,更看得清回家的路。”就是这一句,没有什么华丽辞藻,却像一记闷棍,打得我心里咯噔一下,那一刻,墙上“红色旅游”四个字突然变得有血有肉了。
从陈列馆出来,沿着石板路往村子深处走,一家家“红军菜馆”和“初心民宿”的招牌,透着股子朴拙的憨气,午饭在一户姓冉的大姐家吃,菜上桌,很简单:一碗腊肉炒野芹菜,一盘石磨豆腐,一盆南瓜汤,主食是掺了玉米面的“金包银”米饭,冉大姐系着蓝布围裙,一边给我们添汤一边说:“这些菜,都是当年红军住我们家里那时候常吃的,没啥子稀罕,就是地里长的,糙是糙了点,但是养人。”她指着墙上挂的一张模糊的老照片,说那是她爷爷和二几个红军战士的合影。“他们那时候住我家偏房,大冬天都睡在稻草上,临走的时候,留了两块银元,我爷爷*活没要,他们就给留了把铜勺。”冉大姐转身从柜子里拿出那把被摸得锃亮的铜勺,勺柄上还能看出刻的模糊的日期,她说,现在做旅游,她也想通了,让客人来,不光是看看房子、吃顿饭,得让人知道,这地方,过去的人是怎么活、怎么想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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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突然就明白了,这里的“红”,不再是高悬的口号,而是从门缝里、从旧照片里、从一把铜勺的包浆里,渗透出来的东西,它是爷爷们讲述的“一块银元”的故事,是奶奶们蒸出的那锅“红军饭”里带着的柴火气,是坐在路边编竹篓的老匠人手里的手艺,这些,是这片土地更真实的纹理,是任何玻璃展柜都装不下的。
下午,我们去爬了村子后面的小山,山不高,但植被极好,一条泥土小路蜿蜒而上,山顶有个旧战壕的遗迹,说是当年阻击敌人用的,站在壕边,风从松林间穿堂而过,呼呼作响,像无数压低了的呐喊,正出神,一个十来岁的半大小子,赶着一群山羊从坡下吆喝着上来,他看见我们,也不怕生,指着那战壕说:“我爷爷说,这里头,埋过英雄。”羊儿在他身边咩咩地叫,啃着草,阳光透过松针,撒下一地碎金,英雄与牧童,战火与安宁,那一刻的对比如此强烈,又如此自然,让人心里涌起一种复杂的情愫。
下山的时候,夕阳正把整个村子的屋顶镀成温暖的蜜色,炊烟开始从各家各户的烟囱里袅袅升起,我突然觉得,这趟来得值了,我们总以为乡村振兴是要把旧的推倒,建起新的,但在这里,我看到的是另一种可能:那便是把曾经照亮过这片土地的光,重新擦拭一遍,让它温柔地照进现实的每一道门缝、每一碗热汤里。
它没有大声嚷嚷“我红了”,但它把红色的根,扎进了脚下的泥土,长出了庄稼,长出了希望,也长出了一股让人回味悠长的气韵,这气韵,像极了冉大姐家那壶用山泉水泡的老鹰茶,初入口时,有些微苦,但你咂咂嘴,慢慢品,那股子凛冽又甘润的回甜,就在喉咙里、心里,缓缓弥漫开来,这苦,是历史的苦;这甜,是当下的甜,这,或许就是红色旅游在乡村振兴中更动人、也更不刻意的一种打开方式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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