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平昌，我把魂丢在了那片红军走过的山沟沟里

说真的,去平昌之前，我心里是打鼓的。“红色旅游”嘛，我脑子里蹦出来的画面，无非就是纪念馆、雕像、解说员字正腔圆的背诵，再来几个大爷大妈挥舞着丝巾拍照，千篇一律，对吧？我甚至都跟同行的老张嘀咕，要不咱们找个借口，*到旁边哪个山里去看野瀑布得了。

车在高速上跑着,快到平昌地界的时候，山就多起来了，不是那种雄奇险峻的大山，而是起起伏伏、绵绵密密的丘陵，满眼都是绿，那种浓得化不开的绿，把我的瞌睡都赶跑了，很奇怪，就看着那一片片山峦从车窗外滑过去，心里那点不情愿，好像也被慢慢抚平了。

我们的*站是刘伯坚烈士纪念馆,这个名字，说实话，以前只在历史课本里见过，干巴巴的，纪念馆在平昌县城的一个山坡上，叫佛头山，爬上去有点喘，但一回头，整个平昌城就铺在眼前了，偎依在巴河的臂弯里，安安静静的，风一吹，刚才的燥热全没了，舒服得很。

进了纪念馆,我没请讲解员，就一个人慢慢地看，玻璃柜里陈列着一封封家书的复印件，信纸都泛黄了，边缘有些破损，我弯着腰，一个字一个字地读，他写给妻嫂的信里，细细交代孩子的抚养，说“诸儿受高小教育至十八岁后即入工厂为工人，非到有自给的能力不要结婚……”读到这句，我忽然就愣住了，他不是那个课本上遥远的大英雄“刘伯坚”了，他成了一个活生生的父亲，一个为儿子们打算着更朴素未来的父亲，他甚至想到了孩子长大后的职业、婚姻，想让他们做一个能“自给”的普通劳动者，那种浓烈又克制的舐犊之情，隔着将近一个世纪的时光，就这么毫无预兆地击中了我。

从纪念馆出来,我靠在栏杆上，望着对面的青山发了好一会儿呆，阳光很好，天很蓝，风吹得树叶哗啦啦响，多好的日子啊，可他就看不到了，他牺牲的时候，才四十岁，他什么都知道，但他还是那么选了，那一刻，我忽然觉得，“信仰”这个词，不是喊出来的，是这些细小的地方，像水一样，一点一点渗进你心里的。

第二天,我们决定去“红军石刻标语园”，说是园，其实就是一座山，山路蜿蜒，一个转弯，路边的巨石上就赫然出现几个大字，有的写着“争取苏维埃中国”，有的写着“赤化全川”，字都很大，笔画粗犷有力，有的被青苔盖住了一角，有的因为风化，变得有些模糊，它们不是孤零零地立在那里，而是跟这座山、这条石阶长在一起了。

我伸手摸了摸“拥护红军”那个“红”字更后的那个点，石头很凉，很糙，指腹能清晰地感受到工匠当年一锤一锤凿下去的纹理，你看着那力透石背的字迹，耳边仿佛就听到了那叮叮当当的锤凿声，混着山风，在山谷里回荡，那不是在写字，那是在用命把一种信念，狠狠地砸进石头里，让它替他们活着，看到他们许诺的那个未来，我们，大概就是他们说的那个“吧？想到这儿，心里怪不是滋味的。

直到去了得胜镇的北山寺,我才算真正“丢盔弃甲”，北山寺不大，藏在深山里，当年是红四方面军的一个重要会议旧址，院子里就我们几个人，安静得能听见松针落地的声音，后院有一棵老榕树，大得要命，树冠遮天蔽日，我坐在树下喘口气，一个本地的大爷，大概七十多了，正坐在门槛上编竹筐。

我递了根烟过去,跟他搭话：“大爷，这寺里平常来的人多不？” 他接过烟，别在耳朵上，手上活儿不停。“不多，节假日有一些，你们大老远跑来，看什么呢？就些旧房子。” “来看看当年红军留下的东西。” “哦，”他点点头，眯着眼看着远处，像是在自言自语，“我爷爷说，那时候，满山都是杜鹃花，红艳艳的，比血还红咧……”

他没再往下说,继续低头摆弄他的竹条，可那句话，就像一记闷拳，把我定在了原地，满山的杜鹃，比血还红，是你自己把魂走丢了，心甘情愿地丢在了那片英雄走过的山沟沟里。

走吧,平昌没有非看不可的奇观，但它有能让你安静下来，听听自己心跳的地方，坐在山顶吹吹风，想想那些永远年轻的人，你就会觉得，自己那点烦恼，实在不算什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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