坐上那趟慢火车，去攀枝花晒个太阳—红色专列上的川南暖冬笔记

成都东站的早晨总是闹哄哄的,我拖着箱子穿过赶高铁的人流，在站台尽头找到了它——那趟绿皮车，车身上刷着“红色旅游专列”几个字，红得正，在灰蒙蒙的冬日清晨里格外扎眼，车厢门口的老列车员接过票，咧嘴一笑：“去攀枝花晒太阳啊？选对时候咯。”

车厢里是另一番景象,没有高铁的安静克制，这里热闹得像个小集市，对座的大爷把保温杯搁在小桌板上，热气袅袅地升；斜对面的阿姨正从布袋里掏橘子分给邻座；几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摊开地图，指着上面的标记叽叽喳喳，列车“哐当”一声启动时，整个车厢默契地晃了一下，像集体叹了口气：终于出发了。

这趟车慢,慢到你能看清窗外农田里弯腰的人影，看清小站站名油漆剥落的笔画，过了眉山，山就多起来了，隧道一个接一个，车厢里忽明忽暗，明的时候，阳光斜射进来，照见空气里浮动的微尘；暗的时候，只剩车窗映出乘客们模糊的脸，有人开始打盹，脑袋随着列车节奏一点一点。

“当年三线建设，也是坐这种车来的。”对面大爷忽然开口，他姓李，攀枝花本地人，这次回成都探亲返程。“1965年，我十七岁，从东北过来，那时候哪有现在舒服，闷罐车，一坐就是好几天。”他抿了口茶，“到了地方，荒山野岭，金沙江哗哗地响，可来都来了，干呗。”

车厢那头传来讲解员的声音,原来这趟车配有义务讲解员，是个戴眼镜的年轻姑娘，正指着车厢里的展板说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历史，有人凑过去听，有人继续看窗外，历史和风景在这节车厢里并行不悖。

过了西昌,阳光突然变得慷慨，明明还是腊月，车厢里却暖得要脱外套，金沙江在远处时隐时现，像条金色的带子缠在山间，江边的攀枝花树已经零星地开了花，红艳艳的，在灰绿色的山背景前跳脱得很。

“看，那就是我们当年建的第一座高炉。”李大爷指着远处，山坳里矗立着些钢铁架构，有些还在用，有些已经成了遗迹，阳光给那些冰冷的钢铁镀了层金边。“现在带孙子来看，他总问：爷爷，你们那时候不苦吗？怎么不苦？但苦里有种劲儿，现在年轻人怕是不懂了。”

列车广播说快到攀枝花南站时,车厢里起了阵小小的骚动，大家开始收拾行李，互相提醒别落下东西，窗外的三角梅开得泼辣，一丛一丛的紫红，衬着湛蓝的天，温度计显示车外有22度——比成都高了整整十几度。

下车时,李大爷拎起他的旧帆布包，拍拍我的肩：“小伙子，好好晒晒太阳，这儿的太阳啊，晒着晒着，心里就亮堂了。”

走出站台,攀枝花的阳光劈头盖脸地洒下来，暖得不像冬天，回头看，那列绿皮车静静地停在那里，等着装上新一批向往温暖的旅客，它慢吞吞地来，慢吞吞地走，在这条老线上往返了不知多少趟，车上载过建设者的青春，载过游子的乡愁，现在载着我们这些来找阳光的人。

我突然觉得,这趟红色专列红的不仅是颜色，更是那股子还在流淌的热乎气儿，它不着急，就这么哐当哐当地，把一段段记忆、一个个冬天，还有满车厢的太阳，从过去拉到今天，从成都拉到攀枝花。

而我,终于把成都的阴冷甩在了身后三百多公里的铁轨上，此刻只想找棵攀枝花树，坐在下面，让这难得的、饱含故事的阳光，好好晒透我的棉袄和这一路的征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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