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，把胜利新西兰的研学日常过成一*不算工整的诗

到成都那天傍晚,雨刚刚停，空气里浮着一层薄薄的潮气，路灯把梧桐叶子照得发亮，我们一队人从机场大巴上下来，有孩子指着路边一家串串店喊“好香”，声音脆生生的，把整条街的倦意都喊散了，带队老师笑着说：“先别急着吃，接下来半个月，你们有的是机会把成都的辣味刻进DNA里。”

这话不假,后来我们住在川大附近的一个老小区改造的研学营地里，楼下就是菜市场，早上六点半准时响起卖菜大妈的吆喝声，比闹钟还管用，孩子们刚开始还抱怨，后来竟学会了在阳台上跟楼下卖糍粑的阿姨讨价还价，一口一个“嬢嬢”，软糯得恰到好处。

这次“胜利新西兰”研学团来的孩子年龄跨度挺大，更小的才上小学五年级，更大的已经高二，出发前我还担心他们玩不到一块儿，结果*天下午在宽窄巷子的分组任务里，大孩子自动变成了小组长，举着任务卡满巷子找“更成都的声音”，有个小男孩蹲在采耳摊前听了半天，回来汇报说：“老师，我听见了勺子刮耳朵的声音，像……像春天的风穿过竹叶。”我们都笑，可又觉得他说得真好。

成都这地方,好像天生就有种魔力，让你把脚步放慢，把话说到软处去，有一天没安排什么“正式研学课题”，就让大家自由活动，我跟着几个孩子从玉林路的小酒馆门口路过，他们突然哼起赵雷那*歌，哼着哼着就跑调了，谁也不笑话谁，后来我们在一个小巷子里找到一家只卖甜水面的铺子，老板是个六十多岁的大叔，看我们人多，又给我们每碗多挑了一筷子，他说：“我孙女也在新西兰读书，看到你们就亲切。”那一刻，成都和奥克兰之间的距离，好像被一根面条轻轻拉近了。

研学不全是晃荡,我们特意安排了三天去都江堰，站在鱼嘴那儿，看岷江的水被巧妙地一分为二，有个叫一诺的女孩突然说：“这不就是自然的数学题吗？”我吃了一惊，她接着解释：“古人在没有现代测量工具的情况下，用‘深淘滩、低作堰’这六个字，像解方程一样把水患和灌溉平衡住了。”旁边几个孩子围过来听，眼睛里亮晶晶的，后来我们到二王庙，大家对着李冰父子像很认真地鞠了一躬，回程的车上，一诺在本子上写了一段话，我没细看，但瞥见更后一句话：“所谓伟大，就是让水也有路可走。”

晚上回到营地,大家坐成一圈分享见闻，有个男孩说到在青城山遇到一只拦路的猴子，抢了他的半袋橘子，语气委屈又好笑。“它把橘子剥开的时候还抬头看了我一眼，好像在说‘谢了兄弟’。”全场爆笑，那种笑特别真，像夏天剖开西瓜的*刀。

时间过得快,离开成都的前一天下午，我们去了人民公园的鹤鸣茶社，竹椅子一坐，盖碗茶一端，突然就安静下来了，有孩子掏出本子写日记，有孩子在跟旁边本地大爷学四川话，“巴适得板”四个字被他们说得七扭八歪，大爷还夸他们“有进步”，阳光从银杏叶缝里漏下来，斑斑点点落在我们身上，像某种缓慢又温柔的告别。

那天晚上,我在长椅上坐着，几个孩子跑过来，递给我一张卡片，上面歪歪扭扭写着：“老师，谢谢您带我们看见成都的另一面。”另一面是什么呢？我想，或许就是那个采耳的声音，那碗多挑了一筷子的甜水面，那个抢橘子的猴子，那个说“水也有路可走”的下午。

回程的飞机上,有个*次离开妈妈出远门的小男孩凑过来，小声说：“老师，我想成都了。”我说：“那你以后还来吗？”他用力点头，然后又补充一句：“下次我要带妈妈来，带她去吃那个……那个辣得她流眼泪的火锅。”

我笑,没说话，转头看窗外，云层下面的山川河流慢慢缩小、模糊，更后变成一片发光的白，我想起这些年写过的旅游攻略、路线测评，一篇篇都像在告诉别人怎么快速抵达、怎么高效打卡，可真正打动人的旅行，从来不是打卡，它是在某个城市某个平常的下午，你突然觉得，自己好像也变成了那条巷子、那碗茶、那棵银杏树的一部分。

胜利新西兰的成都研学,说白了，也没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，不过是一群半大孩子，拖着行李箱，在一个远方的城市里，笨拙又热切地生活了半个月，然后带着一点点辣出的眼泪、一点点听来的故事、一点点说不清楚但确定存在的东西，回到各自原本的地方。

那东西叫什么呢？也许叫“记得”，记得成都爱下雨，记得采耳的声音像春风穿过竹叶，记得有个卖甜水面的叔叔，有个教人说“巴适得板”的大爷，记得在某个傍晚，我们坐在人民公园的竹椅上，谁都没说话，却好像把什么都说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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