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樊建川的博物馆里，我撞见了成都的另一张脸

说实话,去成都之前，我的清单上全是火锅、熊猫、茶馆和掏耳朵，博物馆？尤其是私人博物馆，排得挺靠后的，朋友力荐：“你去看看樊建川那个馆群，不一样，那才是成都的‘里子’。” 带着点将信将疑，我去了大邑安仁，被结结实实地“撞”了一下。

这地方,*眼不像个“正经”博物馆，没有那种高耸威严的大门，它更像一个散落在时间里的聚落，安静，甚至有些粗粝，阳光斜斜地打在红砖墙上，爬山虎肆意生长，把“战俘馆”、“红色年代馆”、“汶川地震馆”这些沉重的名字，包裹进一片生机勃勃的绿意里，这种反差，让我有点懵。

走进“正面战场馆”，那种精心布置的“历史感”扑面而来，玻璃柜里的枪支锈迹斑斑，墙上的照片人物眼神锐利，但真正让我停下脚步的，是角落里一个不起眼的展柜，里面是几封泛黄的家书，字迹工整又稚嫩，一个年轻士兵在奔赴前线前夜写给母亲的，絮絮叨叨，说想吃她做的腊肉，让她保重身体，更后一句“儿不孝”三个字，墨迹有些晕开，就那一瞬间，那些宏大的叙事、冰冷的数字，“砰”地一声碎掉了，变成一个具体的人，和他的牵挂，我站在那儿，鼻子有点发酸，心里骂了句：“这馆主，真会‘戳人’。”

樊建川这个人,像个偏执的“收破烂的”，可他收的，是别人视而不见、或急于遗忘的“破烂”——一张粮票，一本日记，一副破损的镜框，地震废墟里挖出来的书包，在“红色年代”系列场馆里，这种感受尤其强烈，铺天盖地的像章、标语、宣传画，那种集体性的狂热与单纯，被极度密集、原始地堆叠在你面前，没有过多评判的文字，只是呈现，看得人有点窒息，又忍不住去想，我的祖辈父辈，就是活在那样的空气里，这不是隔着玻璃的观赏，这是一种近乎压迫感的“对视”。

更让我破防的,是“汶川地震馆”，入口处，是一面巨大的钟，指针永远停在14点28分，往里走，是扭曲的钢筋、压扁的汽车、废墟中寻获的布满灰尘的课本，更震撼的，是一整面“手印墙”，那是地震后，参与救援的解放军、武警、志愿者按下的手印，密密麻麻，层层叠叠，很多还沾着当时的泥灰，我把手掌轻轻贴上去，冰凉，但仿佛能感受到那一刻的颤抖、力量和温度，旁边一个妈妈小声对孩子说：“你看，这就是‘一方有难，八方支援’。” 孩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，我赶紧转过身，假装看别处，眼眶热得厉害。

在馆区里乱走,还会撞见些“不搭调”的东西，某个沉重主题馆的后面，藏着一个老茶馆，竹椅木桌，老头老太太们打着长牌，茶香混着叶子烟的味道飘过来，又比如，抗震救灾主题展区外，空地上晒着金黄的玉米，几只土狗懒洋洋地晒太阳，历史在这里，不是被供在神坛上的标本，它就和今天的柴米油盐、生老病*生长在一起，扎着根，冒着烟火气。

离开的时候,已是傍晚，回头望去，那片建筑群在夕阳下显得格外沉默，我突然明白了朋友说的“里子”是什么意思，成都的“面子”，是悠闲的、甜腻的、火辣的，是盖碗茶里浮起的时光，而樊建川用他近乎痴狂的收藏，硬生生刨开了这片土地的肌理，让你看到了它的筋骨，它的伤疤，它沉默承受过的重量，和灾难面前迸发出的那股子血性，这里不只有安逸，更有一种深沉的、坚韧的东西。

这趟参观,不像一次优雅的文化之旅，更像一次笨拙的挖掘，它有点硌人，不轻松，甚至让你心里堵得慌，但很奇怪，走出博物馆，再闻到成都空气里那股熟悉的火锅香味时，我觉得这个城市，在我心里变得更厚实，也更亲切了，它不再只是一个美食乐园，而是一个有记忆、有温度、活生生的地方，这一面，来得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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