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成都文理，我跟着一群大学生去了趟非洲，回来后整个人都不好了

很多人对非洲的想象,要么是《动物世界》里的角马过河，要么是新闻里某个不确定的远方，我做了六年旅游自媒体，也从来没把非洲放进“可以说走就走”的清单里，直到上个月，我跟着成都文理学院一个研学团去了趟肯尼亚，回来之后，我发现自己以前写的那些“小众秘境”“治愈之旅”，都有点不好意思再翻出来。

事情起因很简单,一个在文理学院当老师的朋友问我，有没有兴趣跟他们的学生一起去非洲研学，不是那种坐在教室里听讲座的，是要进村子、进学校、进国家公园，每天写观察笔记的那种，我想了想，除了办签证麻烦点，好像也没什么理由拒绝，结果这一去，麻烦比我想象的多得多。

我们先到的是内罗毕,一下飞机，那种混杂着柴油味和某种植物烧焦味的热空气就扑面而来，同行的一个女生小声说，这味道像她老家镇上赶集时拖拉机开过的样子，大家*笑，但其实每个人都紧张，海关很慢，队伍排得老长，一个男生拿着护照扇风，说他在飞机上背了几个斯瓦希里语单词，现在一个都想不起来，倒是旁边一个当地大妈冲他笑了笑，露出那种见惯了游客的眼神。

真正的冲击是从离开城市开始的,我们的车开出去不到两个小时，柏油路就变成红土路，颠得人五脏六腑都在抗议，窗外是大片大片的金合欢树，偶尔有小孩站在路边，赤着脚，冲我们挥手，文理学院有个叫小周的学生，举起相机拍他们，拍完之后又放下，说觉得自己像个闯入者，我当时没接话，因为我也在拍。

我们去了一个叫马赛马拉附近的村子,说是村子，其实就是十几间用牛粪和树枝搭起来的矮房子，*很热情，带我们看他们怎么钻木取火，怎么用植物汁液做药，有个环节是让孩子们给我们表演“欢迎舞”，跳完之后他们排着队过来，手心朝上，那一刻我有点恍惚，不知道自己是在体验文化，还是在出演某种预先编排好的剧本，同行的学生里有人哭了，不是那种嚎啕大哭，就是眼泪突然掉下来，有个女孩掏出一把糖分给他们，分完之后又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，晚上我们围坐在篝火边，没人说话，就听着远处不知道什么动物的叫声。

后来几天,我们去了一个中资援建的学校，那里的孩子能用中文说“你好”“谢谢”“我爱你”，发音标准得让人心惊，有个小女孩拉着我的衣角，用英语问我，中国是不是所有地方都有高楼？我说不是，我们也有很多山，很多田，她点点头，像在确认一个久远的传闻，文理学院的学生在那里教他们折纸飞机，折到后来，整个教室都在飞纸飞机，阳光从没有玻璃的窗户照进来，那些纸飞机像一群白色的鸟。

更让我难受的,不是贫穷，也不是差异，而是某种说不清的“被需要感”，我们带去了一些文具、足球、旧衣服，分发的时候，那些孩子排着队，安静得反常，没有*抢，没有推搡，好像他们早就学会了“接受”这件事，一个男生把随身带的一包奥利奥拆开，每人分一小块，分到更后他自己没得吃，我问他舍得吗，他说舍不得，但不给更难受。

回程的飞机上,我旁边坐着一个文理学院的大二女生，她一直在写日记，写完合上本子，突然跟我说：“老师，你觉得我们这趟来，到底能改变什么？”我想了半天，说可能什么也改变不了，但你会记得，她笑了笑，说这回答真不正能量。

其实我知道她想问什么,现在很多研学、支教、义工旅行，都被包装成“改变世界”的故事，但世界哪有那么容易改变，真正被改变的，往往是我们这些坐十几个小时飞机过去的人，你会开始怀疑自己以前笃信的东西，旅游就是去放松”“风景要美才值得去”“拍照好看才算来过”，在非洲，你拍不出多少“好看”的照片，但你会记住那些味道、声音、触感，记住一个孩子用脏兮兮的手递给你一朵野花时，你心里那种又暖又酸的感觉。

现在我坐在成都的书房里写这些,窗外是熟悉的雾霾天，楼下火锅店的香味飘上来，我突然觉得，所谓旅行，大概就是去一个地方，然后带着一个“回不去的自己”回来，成都文理学院这趟非洲研学，没有给我什么文案素材，倒是给了我很多个睡不着的晚上，如果有机会，我还会去，不是为了治愈，也不是为了感动谁，就是想看看，下一次，我会不会更诚实一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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