成都的冬天,雾霾像一张湿漉漉的毯子盖在城市上空,我坐在玉林路一家咖啡馆里写稿,隔壁桌几个阿姨在讨论去泰国过冬的事,其中一个嗓门特别大:“普吉岛这时候才二十多度,海鲜便宜得很,落地签也方便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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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敲键盘的手停了一下。
研究生毕业前,我跟着导师去普吉做过一次短期研学,主题是“海岛旅游开发与生态保护”,说是研学,翻译过来就是:去海边看几天沙子,顺便写点报告,那时候觉得搞旅游的人都挺能扯,现在想想,自己倒成了靠旅游文字混饭吃的人,也挺讽刺。
普吉的天气是那种不慌不忙的湿热,出机场那一刻,空气里的潮气裹着防晒霜和椰子油的味道扑过来,黏糊糊的,但比成都干冷的风让人舒服多了,我们住的酒店在芭东海滩边上,楼下走两步就是海,*天傍晚,我站在阳台上,看见太阳掉进海里,天边的云烧得乱七八糟,像谁打翻了一盒水彩,楼下酒吧已经开始放歌,低音炮震得玻璃嗡嗡响,有个白人大妈穿着比基尼在泳池边跳舞,手里还拎着一瓶啤酒。
同行的师兄是个东北人,学环境的,对着一堆数据犯愁:“这地方的旅游承载力早超标了。”我说:“你先别承载力了,吃不吃烧烤?”他眼睛一亮:“走。”
我们摸到海滩边一家小摊,老板是个瘦小的中年女人,不会说中文,只会几个英文单词,我们指指点点,要了烤虾、烤鱿鱼、炒空心菜,她转身忙活,铁板上的油滋啦响,火光映着她的脸,那盘空心菜端上来,特别辣,蒜味很重,虾肉却是甜的,我们坐在塑料凳上,脚踩在沙子里,喝冰镇啤酒,师兄一边吃一边说:“明天去珊瑚岛,记得把水下相机带上。”我含着一嘴虾壳,含糊不清地回了句:“知道了,急啥。”
后来几天,我们跟着当地向导出海,看珊瑚礁上的鱼,也看游客遗落的塑料瓶,向导是个年轻人,晒得很黑,说话慢吞吞的,偶尔用普通话加几句泰语,他说:“你们中国游客很多,疫情后来的人更多了。”我问他喜欢游客吗,他笑了一下,露出很白的牙:“喜欢钱,但不喜欢垃圾。”说完,他弯腰捡起一个漂在岸边的塑料袋,塞进随身的网兜里。
研学更后一天,我们在一家小馆子喝冬阴功,汤底酸得锋利,辣味在后半段追上来,香茅的香气很冲,像普吉的阳光一样直接,我喝了三碗,出了一身汗,觉得整个人都通透了,导师在边上说:“旅游开发和保护,说到底就是一碗汤的事,料放够了,好喝,但别把锅底搅烂了。”我们几个学生都没接茬,只顾着喝汤,那是我们在普吉吃的更后一顿饭,桌上没人说话,只有勺子碰碗沿的声音。
回成都以后,我也试着找过冬阴功,但都差了点意思,要么酸得发苦,要么辣得没魂,有次去一家泰国餐厅,端上来的汤颜色倒像,但喝一口,就知道不是那么回事,问服务员,说厨师是四川人,“改良过的,更适合本地口味”,我点点头,没再说什么。
更近天冷,我又开始想普吉,想那片天黑之前的海,想那个弯腰捡塑料袋的向导,想那碗让人冒汗的汤,成都到普吉没有直达的研学团,便宜的机票要转机,在昆明或者曼谷待几个小时,但有时候,人就是需要那种“折腾一下才能到的地方”,到了以后,坐在海边发一会儿呆,然后回来,继续过粘乎乎的日子。
我不知道下次去会是什么时候,可能一个人,可能带个朋友,也可能只是把这次没喝完的冬阴功,再去喝回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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