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个月接了个活,帮一个外地来的研学团做跟拍,说是研学,其实就是一群四年级的小朋友,背着统一的小黄帽,从宽窄巷子窜到杜甫草堂,再从武侯祠杀到熊猫基地,两天下来,我相机里存了三千多张照片,但印象更深的不是哪个景点,而是被一个扎马尾的小姑娘堵在墙角问的问题。
当时在杜甫草堂的茅屋前,讲解员正声情并茂地讲“安得广厦千万间”,小朋友们都仰着头听,有的在研学手册上歪歪扭扭记笔记,我蹲在地上调参数,想拍一张茅草屋顶和远处高楼的对比图,突然感觉有人拉我相机带子,回头一看,就是那个马尾姑娘,她没说话,先指指自己的手册,上面画了个大大的问号,旁边写着:“杜甫的房子这么破,为什么不盖新的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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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愣了一下,下意识想说“这是文物要保护”,但话到嘴边又觉得太像大人糊弄小孩的套话,于是我反问她:“你觉得呢?”她认真想了想:“可能因为盖新的就不是杜甫住过的了,就像我奶奶家的老房子,拆了再盖,她就总说那不是她家。”说完她又跑回队伍里,留我一个人蹲在那儿,突然觉得这一趟没白来。
晚上回酒店导照片,翻到白天在宽窄巷子的画面,一群小孩围在糖画摊前,有个男孩买了个凤凰,举着不敢吃,路过一个老茶馆,门口竹椅空着,他们挨个坐上去学成都人“瘫”着,我抓拍了几张,发现这种研学跟拍更大的难度不是技术,而是你得比平时更像个隐形人,小朋友对你的镜头有天然的好奇,你越躲他们越要来戳你的镜头盖,后来我干脆把相机挂脖子上,先跟他们聊会儿天,等他们忘了我是干嘛的,再去拍,反而能拍到他们蹲在井边研究抽水机、争着读墙上的对联、把捡来的银杏叶当宝贝塞进书包的样子。
第二天在武侯祠,领队安排了个小任务:每人找一副更喜欢的对联抄下来,大部分小孩都在抄“能攻心则反侧自消”那副,有个戴眼镜的男孩却蹲在角落抄“伯仲之间见伊吕,指挥若定失萧曹”,我凑过去问他为什么选这个,他说:“因为字少。”旁边另一个男孩接话:“而且他抄得更慢,这样就不用去下一个景点了。”两人哈哈笑,我也跟着笑,那一刻我觉得这些瞬间比任何一张标准的“集体合影站在牌匾下比耶”都有意思。
回程大巴上,孩子们累得东倒西歪,有个男孩手里还攥着熊猫基地买的毛绒挂件,口水快流到上面,我坐在更后一排看窗外,成都的天难得出了太阳,光影从高架桥的缝隙里漏进来,打在那些睡着的小脑袋上,我举起相机拍了一张,没开闪光灯,怕吵醒他们。
这趟活赚得不多,但回家整理照片时,我发现自己挑出来的“废片”比交稿的多,那些构图歪斜、表情失控、甚至对焦在帽檐上的照片,反而让我一遍遍想起那两天的细节,有个拍糊了的镜头,是孩子们在草堂外追一只三花猫,领队追着他们喊“不要跑不要跑”,声音都劈叉了,我没删,留着。
研学跟拍这事,我以前总觉得是“记录学习过程”,现在发现更像是替他们存下一些当时只道是寻常的东西,等这帮小孩长大了,也许不会记得武侯祠里到底讲了什么,但可能会记得那个蹲在墙角抄“字少”的对联的下午,或者那个举着糖画不敢下嘴的黄昏。
而那个问我杜甫房子为什么不修的小姑娘,后来我在杜甫草堂的文创店遇到她,她买了把扇子,上面写着“读书破万卷”,她冲我晃晃扇子说:“叔叔,你拍的照片,能让我看看吗?”我把相机递过去,她一张张翻,翻到一张我拍的茅屋顶特写,忽然说:“你看,草都枯了,可它还立着。”说完把相机还我,转身跑去找同学了。
我站在原地,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,这趟拍摄,我原本是来记录他们的,结果被他们上了一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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